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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河,济宁的月亮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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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河,济宁的月亮河
2014-06-16 济宁新闻

大运河上的“月河”是什么?顾名思义,因河在主河的一侧,且形同新月,故名月河。月河起源很早,早在元代沟通了南北京杭大运河后,就在运河个别主河道一侧挖有月河,并在月河上建有隘闸,当时主要目的是限制大船在运河干道上通行。
  明朝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,黄河在河南原武县决口,漫过东平湖,造成运河大部淤塞,当时济宁至临清段船不能通行。明永乐九年(1411年),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朝廷,请求疏挖这段运河,明成祖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,命工部尚书宋礼、刑部侍郎金纯征调济南、兖州、青州等地民工十六万余人,对济宁至临清192.5公里段运河全面进行疏浚。采纳汶上农民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,修建了南旺水利枢纽,妥善解决了运河水源及“引、蓄、分、排”四个关键环节。从此,大运河得以畅通。
  在重竣济宁至临清段大运河的同期,当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工程配套,其中济宁市区月河就是在永乐九年开挖的。后人因河位于运河之南,从州台南望,越过旧城南门和老运河约三华里,有超越之意,故又名“越河”,一直沿用至今。早在南北朝北魏神龟元年(518年)时,任城县移到“小南门”后,在南城墙下就有护城河,明代开挖的越河基本就是沿用原护城河线。越河西起济安台北老运河入口,沿老运河南岸,东至解放桥,南入老运河,全长2870米,河口宽约12米,底宽5至7米,深4米,河岸高程36.5至38.0米,河底高程33.0米。
  大运河上开挖月河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:一是在运河干道水大时分泄洪水;二是为了控制水位,使河道在高水位时能正常通航;三是在运河干道清淤和维修闸坝时,利用月河通航。济宁段运河上,在许多闸的一侧都挖有月河,如新闸、新店闸、石佛闸、赵村闸、南阳闸等,且长度都短。而济宁越河却是为了解决船多拥堵局面,而设立的一条复式航线。据明《济宁中心闸记》中载“舸舶鳞集,任城、天井二闸(指小闸口、大闸口)有不能容,肆于二闸南穿月河可肆里许,更益以闸,曰上新、下新。”但上新闸原为天井闸月河,上口距闸太近,由闸河西上水大时危险,溯月河而上亦很艰难。下新闸为任城闸月河,下口距任城闸更近,也容易冲激行船。为克服上述问题,确保上下行船的安全。于天顺三年(1459年),由工部主事孙仁继前任主事意见,将下新闸移入百余尺,把月河上口向西改约700余步,使上新闸不再位于入口上,使闸和月河口不再相对,并在新月河口上架起了济安桥,方便了运河两岸的交通。
  月河开挖后,由于船只过多,天井、任城两闸不能容纳,在上新、下新二闸月河改建后的14年,即明成化十年(1474年),漕运总兵平江伯陈锐与山东官吏议定,面对下新闸屋以上约200步处有小南门桥,桥孔宽仅2丈余,不便行舟;而上新闸上边近月河上口处的济安桥,中间又有石堆障碍行船的情况,确定在上新、下新两闸间增建中新闸,距上新闸1里,并撤去小南门桥及济安桥。由山东按察副使陈善主持,于成化十一年二月兴工,四月工成。除新建中新闸外,又清除了济安桥中流的石堆,改桥为渡船二只,在中新闸上建一座拖桥,清理了月河航道,拓宽了中心闸的月河,使其成为船坞。
  由于月河的畅通,又建了三个闸,遂使济宁成为双航线码头,其中任城、天井两闸为运河干线船闸,而月河上的三闸则成为副线梯级船闸。因此,不论遇到什么情况,大批漕船来济宁都能畅通无阻,故船工有“上盼济宁、下盼济宁”之说。
  1901年清朝诏令停止征收漕粮,改征银两后,大运河失去了漕运作用。月河上的上、下新闸在清末拆除,中新闸也于1984年拆除改桥。
  越河开挖后给济宁带来了新的繁荣,形成了越河岸南北街、中心闸、二坝口、炉坊街、越河崖、皇天大道、古路沟、小南门外街、河晏门、龙行胡同等古老街道,街上铺面作坊,比比皆是。当时运河上帆樯如林,纤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,白天车水马龙,夜间灯火辉煌,一片繁荣景象。运河开通后,回民同胞有追逐商贸繁盛之地而徙居的习惯,他们沿丝绸之路东移,又沿运河而居。据记载,市区迁徙而来的回族人民在清末民初已近万人,约占全城人口的十分之一。他们由六坊清真寺即东大寺、西大寺、柳行东寺、柳行西寺、杨家园清真寺、来鹤北街清真寺管理。其中清真东大寺,始建于明代前期,规模较小,到了明天顺年间(1457-1464年),一位叫马化龙的回族商人,从我国西部远道贩来珠宝,被土匪抢劫,幸遇一位回族老人仗义相救,才化险为夷。马化龙为感谢真主保佑之恩,又为了给回胞建个礼拜真主的地方,便于天顺三年(1459年),出资将该寺进行扩建,后经历代修缮,延续至今,现已成为全国五大清真寺建筑之最。
  济宁皮毛业始于元代,盛于明、清,至清代后期达到鼎盛,从而成为济宁四大经济支柱行业———皮毛业、粮油业、中药材、北果杂货业之一。据1937年统计,越河两岸皮毛行栈有近百家,从业人员三千多人。经营上重信守义、货物保质保量,年加工出口青猾皮近四百万张,羔叉皮约五十万张,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  由于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,回族同胞十分注重饮食卫生,并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风味产品及名吃。如“马大兴”是济宁四大糕点店之一,越河南刘玉山饭馆以羊肉水饺闻名,还有小南门外马四芝麻锅贴、李家五香烧牛肉、杨家糁汤、苏振林的丸子锅等,其风味独特,深受广大人民喜爱。
  据济宁老人回忆,上世纪30至50年代,越河两岸的开阔岸边,在老槐树下,经常有回族武师设场练武,观者如堵,欢呼鼓掌声不绝于耳。他们演练的器械有大刀、枪、双刀、剑、锏、月牙铲、钩镰枪、双戟、梢子棍等,其中有不少是著名武师,他们为发展中华武术,贡献出了智慧和力量。
  越河两岸,还有许多美好的传说。据传,乾隆三十二年(1757年),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归来,龙船行至小闸口坝口附近,突然狂风大作,波涛翻滚,龙船摇摆,在这紧要关头,有个身穿黄色员外服的老者,下河用肩扛住船头,顿时风平浪静,转危为安。接着老者上岸,沿着坝口向南而去,乾隆尾随追赶,看见老者向西进入一个胡同,再也不见。乾隆心想,莫不是土地神前来救驾,于是命知州在此修建土地庙,以后人们将坝口南边胡同定名为“龙行胡同”,即今龙行路。
  上世纪20至40年代重大节日期间,越河两岸同胞还要举行文艺表演,有高跷、狮子舞、云灯、龙灯、跑驴、推花车、荡旱船、王大娘锔大缸等。据说30年代,冯玉祥、韩复榘等人曾来济宁观看。
  1938年1月11日,侵华日军攻占济宁,当天下午进行大屠杀,为解救老百姓,那时越河南北的六坊清真寺,全部辟为“难民收容所”,由清真寺组织的管委会统一进行管理。同时陈玉顺皮行经理陈少臣捐赠小麦300石,送到难民收容所,供大家充饥,使很多回汉同胞免遭日寇迫害。
  1939年,中共济宁县工委负责人邓光耘,派郑又樵、范铁民筹建地下党活动地点,选在普育小学。此后回族同胞多次掩护了地下党的活动,使越河两岸成为革命摇篮。
  解放后,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越河沿线的建设与发展。在当前正在进行的“三河六带”建设中,作为老运河的一部分,位置独特、有着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越河两岸,在济宁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,必将以其独特的魅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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